蔣雅君，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 收錄自《台灣建築史學會通訊創刊號 2022.01》
前言
2021年七月七日到十月三日在德國慕尼黑建築博物館(ARCHTEKTURMUSEUM DER TUM)推出了一檔「台灣行動！與社會對話的建築」(TAIWAN ACTS: Architecture in Social Dialogue)為主題的展覽，在總策展人裘振宇、王俊雄和博物館館長Professor Dr. Andres Lepik的討論共識中，刻意有別介紹國際知名建築師的專業實踐向度，而側重展出經由台灣社會特殊活力而生長出的建築。此展共有五大展區，委由不同的單元策展人負責策劃主論述、展示詮釋與呈現，各單元展題分別為：1. 活在宜蘭．做出宜蘭。2. 營造社區ing。3. 建構建築自主性。4. 為世界公民而建。5. 新竹再生進行中，總共有超過100個案子參加展出。筆者為「營造社區ing」單元之主策展人，在驚訝於館方以開放性的心態視社造作為台灣社會建築重要的一環所給予的支持與空間，同時，也因策展的大量調研，而有機會重新思考社會建築與地方社群願景之間，複雜且動態性的狀態。在接下來的文章中，將優先說明此單元之策展論述，而在都會型、城鎮型、鄉村型、部落返鄉等四個以地理空間為主軸的十個案例中，則是選擇以三個「鄉村型」的社造案例為書寫主軸，透過社區理想主義者如何面對地方真實的困境，走出有別於主流支配性意識形態與制度限制的路徑，以重構地方與認同，並逐步邁入「定居」，創造了多樣化且動人的地方「公共」空間，最終，開啟了透過社區建築重思「何為建築」？之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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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行動！與社會對話的建築」(TAIWAN ACTS: Architecture in Social Dialogue)展覽海報。 |
社區營造與台灣公民社會的浮現
其實不論在村落、城市或城郊（或者被翻譯為，亞城市，suburb），人們都會在地方（在地）環境中社會化、相互影響，並與鄰居建立起社會網絡。以及，以地方為基礎的認同(locally based identities)有高度分歧性與允許多樣詮釋，空間不會決定特定行為，也不會產生特定的認同。人們在社會化過程中，喜歡聚集在社區組織中，隨著時間產生了歸屬感，形成了社區與文化的認同。
Manuel Castells,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p.69.
歷史的來看，台灣直到1987年政治解嚴及2000年的政黨輪替，公民社會的根苗才得以浮現。此時，也是台灣納入全球資本主義再結構，壟斷性跨國私人資本重構地理空間，而消費主義象徵覆蓋了公共空間的關鍵時刻。複雜糾結的歷史情境與社會群體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的騷動與變異，直接挑戰了「國家」(State)所組構的支配性制度組織中心與單一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ed community)論述(Benedict Anderson, 1999)，使得台灣的公民社會形構過程顯然充滿了動態性。
而根植於由草根民眾自發組織的「社區營造」(community empowerment)，可說是台灣「公民社會」浮現的重要條件之一。存在於社區運動中的抵抗性認同(identity of resistance)，生發於草根社區的理想主義者們面對地方真實困境，扮演著歷史行動者的角色，藉由組織化的動員參與了地方政治，努力找尋一條可鬆動既存社會關係的路徑。他們有些結合公部門的政策，有些則以第三部門(third sector)自居，甚至轉型成為社會企業(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進行政策的倡議，先於政府而行，透過由下而上的民主的參與式協商，在社區與地域認同優先於國族認同的狀態中，有意識的維持自身與商業資本主義、國家體制之間的自主性，也因為社會參與要求政治決策過程的透明性，所以開啟了不同的社會階級與權力較弱勢的團體，對政策的制度性干預，打破了壟斷式的歷史情境，讓國家與社會間呈現了一種嶄新的歷史關係(Castells, 1983:318)，萌生地方公民社會的自主性。
重要的是，社區營造組織以地方（在地）為基礎，為了共同形塑社區的領域性認同(territorial identities of local community)，居民透過參加「社會動員」(social mobilization)，發現並守護彼此的共同利益或者信仰，並以某種方式分享彼此的生活(Manuel Castells, 1997:69)，透過社區培力(community empowerment)提升生活能力，重構了「社區意識」(community consciousness)與都市意義，並塑造了主體（subject）與自主性(autonomy)，強烈的地方附著性(place attachment)，讓人們從一種自在的社區(community in itself)轉化成一種自為的社區(community for itself)，而具有強烈主體性話語感的地方「公共空間」與「社區建築」從而浮現。此場域的空間生產，有別傳統專業分工的合作關係，結合社會與設計的「參與式設計」和「自力營造」，更成為一種社區自我辨認的過程(Chu-Joe Hsia, 2016:270-284)。開啟建築與規劃專業實踐與社會生活新的可能性。此巨大的擾動性與活力體現於多樣化的地方公共領域與社區建築營造，為本單元呈現之核心。
縫隙的異質地方
考量草根的社區建築與另類公共領域之形塑，往往生發於資本主義再結構的地理空間重寫與多元認同意義競逐的碎片銜接處，脫落與被剝削的切身痛感，觸發了社區理想主義者們透過行動與培力在空間與社會變遷的縫隙(enclaves of changes)中見縫插針(Fredic Jameson, 1985:51-87)，引動制度變革的燎原之火。而且，社區動員往往發生在都市或地方的危機之中，學習能力和集體經驗創造了批判性的地方智慧(critical local wisdom)或文化氛圍的空間，此文化氛圍並非僅是一種限制了人們可能性的結構性條件而已，更是積極主動的歷史行動者的豐富土壤，可以被視為一種具倒轉現實父權結構的「異質地方」(heterotopia)（Foucault Michel, 1986：22-27），提供了一種以使用價值對抗交換價值的文化，或者是非交易性相互依賴(untraded interdependency)、地方成規(local convention)或多元主體反省(reflection)的希望之地。
展覽中的十個社造案例，分別是：南機場社區、楓樹社區、基隆大規模社區規劃、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與桃米社區、椬梧社區、新化老街生活故事館、竹山小鎮文創、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台東孩子的書屋、布農。回家：佳心石板屋等分別為都會型社區、城鎮型社區、鄉村型社區，與原住民尋根和家屋重建等社造經驗，紛紛說明了在不同地理區位中，草根社區的理想主義者所建構的「縫隙的異質地方」(enclaved heterotopia)，是如何在面對全球資本主義再結構而產生的生存困境與多元認同難題，透過資源盤點、另類制度、社區培力與動員、社區規劃者的參與式設計和營造等施為翻轉困境，並散放到生態保育、遺產保護與產業復興、微經濟和社區貨幣、弱勢照護與資源再利用、性別與族群認同等向度尋求地方的出路，並投擲於實質空間和地方公共領域的重構當中。而考量地方的地理空間與歷史行動者對於社造的真實處境、資源和議題的走向影響至為深遠，以定居於「鄉村」作為一種自明的立場所衍生的建築行為與公共領域創造，明顯有別其他地理空間的召喚與現實處境，故本文將以三個鄉村型社造為例試說明之。
直視現實，反轉鄉村處境
二戰後以農養工、以工代農的國家發展政策，使得台灣的多數鄉村成為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原物料提供應地，不僅讓農村土地資源耗竭、青壯流失及產業空洞化，而鄉村的認同也在此歷史處境與開發者視野中成為模糊且自我異化的鄉土詩。身處鄉村的社區理想主義者們，自發性的找出結合環境養護、低度發展、在地主體歷史書寫與生存能力提升之道，翻轉困局，重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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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之桃米生態村到埔里生態鎮的展示再現（裘振宇提供） |
1.從桃米生態村到埔里生態鎮：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實踐之路
1999年9月21日台灣發生芮氏規模7.3的強烈地震，貧困的山區農村南投縣埔里鎮6千多棟房屋全倒，是受創最嚴重的鄉鎮。「新故鄉文教基金會」（NEWHOMELAND FOUNDATION）快速投入桃米里社區重建。秉持「綠色經濟」理念，以桃米豐富的青蛙為識別，引入生態倫理與工法，保育生物多樣性，讓生態系的服務朝向永續利用，亦培訓生態解說員、輔導民宿與餐廳的經營，設立「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發展生態教育凝結社區認同，成功的將貧困農村轉型為一個結合生態保育和休閒體驗的「桃米生態村」。他們長年以具「揉轉社會」功能的社會企業為職志，與政府、企業對話，進行政策倡議與服務，讓地方協力治理得以落實。2010年，聯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提出「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的生態城鎮發展渠徑，而蝶夢亭、夢蝶亭之竹構建築，以及上百條以居民姓名來命名的青蛙、蜻蛉與蝴蝶調查路線，及家戶型濕地、棲地等，可說是在地行動主體自我肯定和地方產業再結構之重要表徵。
2.豐田。吾家：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Hualien County Nou-Li Inter Community Association)，創始於四個家庭共同關注花蓮縣壽豐鄉豐田三村（豐山村、豐裡村、豐坪村）的社區公共事務。強調人與環境共生，關懷觸角伸及村中的老人、婦女以及青少年。透過對土地歷史、禮俗及生活紀事的追尋，建構黏著性強的社區共同體與認同。結構體跨越在公、私領域交界處的「綠色隧道」，自購火車站前文化資產「五味屋」宣示聚落紋理和記體記憶保存，乃至「移創指導所」清醒的體認移居鄉村者對農村生活風格之認同與生計永續才是輔導重點。他們透過藝術訴說利用回收布鼓勵老者將生命經驗再現，並以此為地方知識與微經濟基礎，審慎面對主體與商品的關係。秉持「社區營造即是家的營造，也是生活圈的營造」哲學，將在地的人、建築、歷史、經濟、社會等逐漸構成一個新的生命共同體，這種一體感之所以可以形成的關鍵因素正是人與房子、土地，以及人與人的親密關係（Chao-Ching Yu, 2007）。
3.愛。無所畏：孩子的書屋
位於台東的「孩子的書屋」，體察當地遊蕩小孩多數來自偏鄉脫軌家庭，決定建立書屋，透過“長久陪伴”重建孩子主體性。他們深刻了解偏鄉孩子的生存狀態，以及台東作為農產品供應基地的現實，認為唯有孩子的主體性與自信飽滿的建立，則社區的良善翻轉才有可能。積極地發展出不同於國家根據中產階級價值觀所形構的教育模式和社會生活願景。將生命教育與新體制結合，建構逐步由教育擴及家庭復能、社區服務與食農技職產業鏈，擘畫出「子自教、弱相扶、食自耕、經自濟、屋自蓋、政自治」的理想社會藍圖。「青林書屋」與「黑孩子黑咖啡」，分別以兒少、青壯孩子為主體，傳承轉化鄉土建築常見土角厝成為當代新的土構築，是種象徵社會問題終歸塵土之寓言。建築與結構技師、五百位志工、書屋工班，孩童共同參與「青林書屋」的自力營造，透過身體，轉化了參與主體的理想社會想像。而其餘八個因租賃而不斷搬遷的書屋，則深刻地說明了經營者在遭遇戰中無畏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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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之社造場域及空間再現（裘振宇提供） |
建築。生命與定居
鄉村中的縫隙的異質地方，說明了社會建築的改革力量，乃奠基於草根社區深具理想性的歷史行動者或者社區規劃師，如何在真實的困境中，重思主流支配性制度結構的不足，在空間與社會的隙縫中，激發社區動員與培力，開創另類的路徑，以翻轉優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制度性施為所帶來的創傷，從而實現生命的平等。唯有如此，有活力且可凝聚地方認同的公共領域和社區建築才可能發生。而建造過程中的自力營造、參與式討論與設計所產生的跨領域對話，以及互為主體的狀態，則成為不可或缺的拉鍊，縫合了專業分工與真實生活需求間的脫落，更滾動出對於「建築」定義的反思。社區建築與「“還活著的”風土建築潛在的社會力量，讓我們理解『建築』並非僅是在土地上“機械的無生命的客體存在物(Seiendes)”而已，而是活的、容納了人與其他生物，為人的生活所使用。因此，主體與客體，生命體與對象物，在現實生活中合而為一，『建築』是有生命的存在物(das wesen des)，這是一個建築“生命”的問題」(夏鑄九，2021)。當台灣的社區營造涉及生命平等之追尋，則觸動了草根民主的浮現，並重構了公共領域，誕生了有主體性的公民，並讓我們有機會真正的「定居」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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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書屋：「青林書屋」與「黑孩子黑咖啡」展示影像（裘振宇提供） |
Reference
- Jürgen Habermas, 1996,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olity Press, UK, p.25-6.
- Manuel Castells,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p.69.
- Benedict Anderson, 1999, Imag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 Chu-Joe Hsia, 2016, On Heterotopias: Selected Essays (II), Tonsan Publications Inc., p.270-284.
- 夏鑄九，2021.5.13，〈只宜多說一句話〉，建築遺產保護理論研討會，東南大學，中國：南京。
- Fredic Jameson, 1985, “Architecture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in Joan Ockman ed., 1985, Architecture Criticism Ideology, Princeton, N.J.: Architectural Press, p.51-87.
- Foucault Michel, 1986, “Texts/ Contexts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1) (Spring), p.22-27.
- 喻肇青，2007，〈生活圈營造與實務〉, 都市研究導論課程讀物（未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