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薰，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博士候選人 / 收錄自《台灣建築史學會通訊第七號 2025.04》
對於臺灣近代建築史研究來說，陳仁和是個相對冷門的名字，除了近年來因為幾個令人驚嘆的建築作品陸續被披露，而開始有了討混的聲量之外，絕大多數時候，陳仁和就像是一個沈默的巨人般的存在，低調且安靜地坐著並不平凡的事情。事實上從建築史研究的角度來看，陳仁和的執業生涯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歷程，能將臺灣建築專業發展的歷程映照得更為立體，同時也提供更多元的討論取徑。
嚴格來說，陳仁和是一個非常地域性的建築師，從執業開始終其一生甚少離開臺灣南部發展，雖然偶有外縣市的作品，但生涯絕大多數的建築作品都分布於高雄市各地。但這種具有明顯的屬地傾向的發展策略，正是早期臺灣建築師相當明顯的特質。陳仁和1922年出生於澎湖廳馬公支廳白沙庄吉貝大字（即為澎湖吉貝島），上有一個姊姊與兩個弟弟，父親陳量原本以經營家傳捕漁船隊為生，但後來因緣際會下受澎湖西嶼小池角的聞人鍾鮔所託，幫忙協助管理帳房等相關文書工作，陳仁和的父親陳量是相當典型的澎湖地方菁英，雖然不曾受過完整的新式教育，但從傳統的「暗學」的養成，也使他在教育資源想對短缺的澎湖地區，能有較為完整的學識基礎，進而獲得較好的社會地位與資源，並進而成為地方或宗族的意見領袖。
隨著鍾鮔的事業版圖擴張，陳量在鍾鮔的勸說下，於1930年隻身來臺協助管理鐘家在臺事業，此時陳量開始意識到新式教育對於栽培子女的重要性，因此隔年就要求長子陳仁和轉學至屏東公學校就讀，隨後升學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陳量在此一時期也開始著手大和旅舍的興建。由與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島內的升學路徑仍然不順暢，因此陳仁和在父親的支持下，選擇前往日本留學。但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陳仁和並未選擇修習當時臺灣人偏好的商科或法科，而是選擇「建築」作為專修的專業。根據事後與陳仁和家屬訪談的結果得知，陳仁和對於「數學」相當有興趣且擅長，因此對他來說需要大量結構計算與理科基礎的「建築」，自然是他選讀的首選。
陳仁和的海外留學生歷程中，最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所就讀的實際上並不是大學部，而是同屬於高等教育的專門部，儘管臺灣當時在日治末期，因為內地延長主義的作用下，也開始有與日本相近的升學體系，但由於教育資源的缺乏，因此當時臺灣人普遍的有「學力」不足的問題，因此在當時能像林慶豐或陳萬榮一樣，直接進入日本大學部就讀的臺灣人少之又少，而且又受限制於財力條件的影響，因此相較之下，修學年限較短門檻相對更低的專門部，成為當時許多臺灣留學生的首選。
陳仁和所就就讀的大學專門部，是日本在戰前受「專門學學校令」所規範的舊制大學附屬教育機構，當時日本幾乎所有舊制私立大學都設有專門部，以陳仁和所就讀的早稻田大學專門部為例，當時的師資都來自於早稻田大學部，甚至是由日本的結構設計泰斗內藤多仲出任學部總長與建築科長，此外如今井兼次，明石信道，吉田享二等人為主的教學陣容可謂相當豪華，因此儘管陳仁和並未能就讀於早稻田大學本科，但其留日時的所享有教育資源是當時臺灣人所難能想像。根據相關資料顯示，早稻田大學專門部主要是因應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對於中高階技術人才養成需求的背景下而成立，因此教育重點在於陪養專門技術人才，與大學部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專門部的學生著重於專業技術的養成，而大學部則是技術與理論並重，因此專門部學生在修也的最後一年只要完成畢業設計即可畢業，而大學部除了畢業設計之外，還需要完成論文寫作，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陳仁和就讀於早稻田大學專門部時，他的輩份略晚於吉阪隆正與林慶豐，稍長於菊竹清訓，整體而言是身處於一個很精彩的時代之中。
根據家人轉述，陳仁和於完成早稻田大學專門部的學業後，考量建築專業環境的成熟與否，以及執業條件是否完善等相關問題，原本是打算完成終身大事後要留在日本發展，但受到太平戰爭日本戰敗等大環境因素的影響只好回臺灣，有趣的是陳仁和回臺後的第一份工作，並不是建築設計相關的業務，而是進入高雄工業職業學校建築科擔任教職，隨後受到228事件的牽連而離開教職，再經由謝東閔介紹進入臺灣省政府公產管理處，擔任估價專員，負責日產接收工作，後再經由早稻田大學學長林慶豐的引薦，任職於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並外派支援臺北市政府的日產清理室。
從陳仁和的求職經歷來看，可以發現成為建築師似乎都不是剛回臺灣的首要目標之一，最重要的原因是國民政府最快是1949年之後，才透過一系列的相關法令，逐漸落實建築師制度，完善整個專業環境，再加上臺灣戰後初期的局勢較為混亂，專業分工並不明確，因此既沒有『建築師」可以當，甚至當了「建築師」也不確定到底可以做些什麼？因此陳仁和的個人生涯經歷，正好是見證臺灣建築師制度成型最重要的參照。
由於臺灣在日治時期的建築專業，主要是掌握在總督府營繕課的技術官僚手上，甚至也沒有相對完整的建築師專業制度，因此臺灣當時的社會局勢，接受建築教育養成之後最主要的出路仍然是以在營造業發展為主。在當時建築與營造之間，有種晦暗難明的重疊，設計顯然不是重要的議題。由於臺灣於1945年結束日本殖民地的身份，勢必面對完全不一樣的社會局勢。最主要的是許多專業制度逐漸落實，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建築法的施行，國民政府於1938年頒布《建築法》，正式明文規定建築設計與建築師的關係，建築師成為進行建築設計的必要條件，因此從這時候開始，成為「建築師」才開始變成是一個可以預期的出路。
從建築專業體制建構的歷程來看，臺灣在戰前與戰後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思考邏輯，因此像陳仁和這種教育養成全然在日治時期，完成學業進入職場時又首當其衝在國民政府來臺初期，他的執業生涯幾乎就是臺灣戰後歷史發展的縮影，陳仁和於1950年左右因為《台灣省建築師管理補充辦法》藉由建築技師檢覈的方式，取得建築師資格，對臺灣第一代建築人來說，他正好目睹了一個新時代的建立，臺灣在戰前與戰後的建築專業制度的建立，並非是新舊制度的交換，而是被迫要去面對一個全新的陌生環境。因此陳仁和面對的挑戰不在於設計型式及語彙的生產，而是必須在摸索嘗試的前進中，逐漸釐清建築師制度的專業內容與專業意識。
陳仁和在取得建築技師資格後旋即開業，他的第一個案子是由早稻田大學專門部的同學陳再傳所介紹連棟街屋興建案，其後才有高雄佛教堂與三信家商等知名的案子陸續完成。當前的建築界很容易分心，只專注於他那異於常人的形式語彙與結構設計的能力，但事實上陳仁和對於臺灣建築專業制度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他以自身的建築實踐過程，見證了臺灣建築專業指度成形的過程。他提供了一條與主流視野完全不同的取徑，可以更立體的理解，一窺臺灣的建築專業是如何在不斷嘗試的過程，逐漸找到屬於自己的坦途。更提醒對於臺灣建築師群像多元面貌的可能性。
嚴格來說，臺灣的建築師制度是跟隨國民政府遷臺才意外落地生根的專業制度，再加上大量隨著國民政府來臺的中國既建築師鞏固而成，因此從早期的文獻紀錄中可以發現，臺灣本土的建築師能夠參與臺灣建築師制度發展的人很少，發言權大多還是掌握在中國籍的建築師手上，這種狀況弔詭讓臺灣的建築師制度發展有種意想不到的「失根感」，陳仁和在取得建築技師資格之後，便響應學長林慶豐所籌組的「台灣省建築技師公會」，並透過驚人的建築實踐的能量，為臺灣建築師制度的「落地」，作出積極的貢獻，陳仁和在這方面的貢獻是遠大於他的設計能力。
參考書目
- 早稻田大學大學史編輯所(1951)，《早稻田大學百年史》，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 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部百年誌編纂委員會（2008），《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部百年誌》，早稻田大學理工學術院。
- 紀旭峰(2009)，〈戰前前期早稻田大學の台灣人留學生〉，《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論集》p147-183
- 紀旭峰（2010），〈大正期臺灣人の「日本留學」に關する研究〉，早稻田大學院
- 紀旭烽（2011），〈早稲田大学と近代台湾：大正期在京台湾人留学生の啓蒙運動を手がかりとして〉，《アジア太平洋討究》p165-187